当汽车智能化浪潮席卷而来，当“自动驾驶”“辅助驾驶”成为新车标配，一个极具争议的社会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饮酒后启用辅助驾驶功能，算不算酒驾？随着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指导性案例和工作报告的明确表态，这一问题的答案已尘埃落定——醉驾后启用辅助驾驶，刑责难逃！ 这一司法认定，不仅是对个案的处理，更是对全社会的一次法治启蒙：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法律的底线不容讨价还价，人的责任永远不能被机器替代。
长期以来，社会上存在着一种危险的认知偏差。部分消费者在车企“智能驾驶”营销话术的浸染下，产生了“车辆自己会开，人就可以放松”的错觉。更有甚者，试图利用“智驾神器”等非法设备逃避方向盘监测，以为找到了可以边喝酒边“开车”的灰色地带。最高法发布的271号指导案例，正是对这种危险认知的当头棒喝。
王某群饮酒后不仅驾车上路，还使用“智驾神器”干扰系统监测，放任车辆自行行驶。法院最终以危险驾驶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这一判决清晰地划出了红线：只要行为人饮酒后坐在驾驶位、启动车辆并启用辅助驾驶功能，无论其是否手脚并用，都符合“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构成要件。因为法律意义上的“驾驶”，不仅包含物理操控，更包含对车辆运行的控制义务和监管责任。技术的进步，只能减轻人的体力负担，却永远无法转移人的法律主体责任。
从技术本质来看，目前市场上主流量产的L2级及以下辅助驾驶系统，其法律定性应是“辅助工具”而非“驾驶主体”。国家标准《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明确规定，在辅助驾驶状态下，驾驶人仍须全程监控交通环境，并随时准备接管车辆。这意味着，当车辆行驶在公共道路上时，真正对公共安全负责的，依然是坐在驾驶位上的人。
饮酒后，人的反应速度、判断能力和控制能力都会显著下降。即使开启了辅助驾驶，一旦遇到系统无法处理的突发状况——比如道路施工、前车急刹、行人横穿——需要人工接管的那一瞬间，醉酒的人根本无力履行这一义务。正因如此，醉酒后启用辅助驾驶，本质上与醉酒后人工驾驶无异，都是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置于巨大的不确定性之中。法律不承认“我已经交给机器了”的辩解，因为机器没有法律主体资格，它的一切行为后果，最终都要归责于它的使用者。
本案中还有一个值得深思的细节：王某群使用了所谓的“智驾神器”——一种模拟人手触摸方向盘的非法设备，用以欺骗车辆的防疲劳监测系统。这种行为，已经从单纯的醉酒驾驶，升级为有预谋、有技术手段的逃避监管。
最高法对此类行为的刑事追责，向社会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任何利用技术漏洞、试图架空法律的行为，都将受到更严厉的否定评价。 当某些商家将“逃避监管”包装成“智能升级”，当某些消费者将“钻空子”视为“玩转科技”，法治必须站出来正本清源：技术是中性的，但人的选择有善恶。选择用技术去守护安全，值得提倡；选择用技术去制造风险、逃避监管，则必须付出法律代价。
从2011年“醉驾入刑”至今，十多年的法治实践，让“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成为深入人心的社会共识。这一共识的基石，是人对自己行为的清醒控制，是人对公共安全的责任担当。如今，随着汽车智能化的发展，我们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防止技术被异化为逃避责任的“挡箭牌”？最高法的此次表态，给出了明确答案——法律的底线不会因为技术进步而松动，人的主体责任不会因为机器介入而免除。
对于那些试图以“我开了辅助驾驶”为由逃避法律制裁的人，法治的回答是：方向盘可以暂时交给机器，但生命的责任、法律的后果，永远握在人自己的手中。任何试图用技术“外衣”掩盖违法本质的行为，都逃不过司法的火眼金睛。
智能时代，我们的出行方式在变，交通工具在变，但法治的核心逻辑始终如一：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当科技的光芒越来越亮，法治的警钟也必须越敲越响。愿每一位驾驶者都能记住：辅助驾驶可以帮你开车，但帮不了你承担刑责；科技可以为你提供便利，但永远不能替你守住法律的底线。 让“人”的清醒，战胜“机”的幻觉，这才是智能出行时代最可靠的“辅助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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