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德国总理默茨的专机降落在北京，与他同行的“全明星阵容”商务代表团中，宝马集团董事长齐普策、梅赛德斯-奔驰集团董事会主席康林松、大众汽车集团管理董事会主席奥博穆的面孔格外引人注目。他们代表的，是曾在中国市场拥有“统治力”的德国汽车工业。十年前，这些高管或许是以“技术导师”的姿态来到中国；而如今，他们此行的心情要复杂得多——在电动化浪潮的冲击下，他们正迫切地寻求来自中国的技术与市场支持，以挽救岌岌可危的行业地位。
就在默茨登机前，德国汽车工业协会已公开“逼宫”，呼吁他在会谈中指出中国市场存在“竞争扭曲”问题，并要求中方拿出减少扭曲的具体建议。协会一方面把销量下滑归咎于外部因素，一方面又担心过度对抗影响自身利润，这种矛盾心态精准折射出德国汽车业在十字路口的集体焦虑：曾经的“现金奶牛”市场，如今正成为决定生死的关键战场。默茨此行，背负的不仅是政治使命，更是德国经济支柱产业的“求生欲”。
在漫长的燃油车黄金时代，德系车凭借其在发动机、底盘等核心机械领域的深厚积累，在中国市场建立了近乎神话般的“品质”光环。大众、宝马、奔驰不仅是销量的保证，更是技术标杆的代名词。中国市场曾慷慨地回报了这种技术霸权——在电动车尚未兴起的年代，这些德国巨头超过40%的营收依赖于中国市场，成为支撑其全球利润的基石。
转折点在电动化浪潮的席卷下到来。当特斯拉掀起变革，中国迅速跟进并布局了整个产业链时，德国的反应是迟疑与误判。他们固守着燃油车的优势，未能预见中国电动化转型的速度。如今，中国品牌不仅在电池、电机、电控这“三电”核心领域实现了反超，更在智能座舱、自动驾驶等软件定义汽车的新赛道上占据了先机。德国引以为傲的机械优势，在电动化时代的重要性正被迅速稀释。
心态的调整是被迫且痛苦的。德国车企正从昔日的技术自信者，转变为焦虑的合作求助方。大众汽车集团CEO奥博穆的坦言成为这种转变的标志性注脚——“必须向中国学习”。这不仅仅是一句客套，而是残酷市场竞争下的生存逻辑。德国汽车工业协会在默茨访华前的公开喊话，看似强硬，实则透露出一种无力感——他们试图通过政治渠道弥补自身在市场竞争中日益暴露的短板，但内心深处明白，那个躺赢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面对技术断档的危机，德国车企的求生策略呈现出惊人的务实性，甚至不惜上演一出“市场换技术”的逆向戏码。一系列深度绑定中国伙伴的合作案例，揭示了其新的生存逻辑。
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大众与小鹏的合作。2023年7月，大众向小鹏汽车投资约7亿美元，持股约4.99%，开启合作序幕。随后的合作不断深化，焦点集中于行业领先的电子电气架构（EEA）的联合开发。根据双方协议，联合开发的电子电气架构不仅将应用于大众在中国的纯电车型平台，还将部署到其在中国市场的燃油和插电混动车型平台。首个搭载该架构的车型预计在2026年量产。这标志着大众正在借助小鹏的技术，为其在华全系车型打造数字化的技术基座，以应对软件定义汽车的挑战。这是一次清晰的反向技术输出，大众用资本和市场换取了追赶智能化浪潮的关键船票。
与此同时，宝马与长城的合资企业“光束汽车”正成为MINI品牌电动化的全球支点。根据规划，光束汽车将成为下一代纯电动MINI车型的全球首产地和主要出口基地。全新的纯电动MINI Cooper和MINI紧凑型跨界车将在这里投产，供应全球市场。这意味着，宝马将其标志性品牌的电动化未来，押注在了中国的制造与供应链体系之上。通过合资，宝马得以利用中国成熟的电动产业链降低成本和提升效率，确保MINI在电动时代仍具备竞争力。
奔驰与吉利的合作则开辟了另一条路径。双方合资运营的smart品牌全球公司，正在实践一种“欧洲设计+中国技术”的全新范式。奔驰贡献其豪华设计与品牌基因，而吉利则主导核心三电技术与整车架构的研发与生产。基于吉利SEA浩瀚架构打造的smart电动车，已成功在全球近40个市场销售，并获得了红点设计大奖与Euro NCAP五星安全评级。smart从昔日的“资源消耗板块”扭亏为盈并实现品牌价值跃升，证明了这种深度协同模式的可行性。
这些合作的战略动机高度一致：技术补短板与市场保份额。德国车企的核心诉求是快速获取自身短缺的三电技术、电子电气架构和智能网联解决方案，以缩短研发周期。同时，通过与本土强势企业绑定，他们希望维持在中国市场的存在感和品牌影响力，避免在激烈的淘汰赛中提前出局。然而，这种合作模式也引发了争议：德方是否在让渡长期的技术主导权以换取短期生存？当中国伙伴的技术能力日益增强，合作的平衡与主动权将如何演变？这些都是德国汽车业在“求生”路上必须面对的长期风险。
一个鲜明的悖论正在德国上演：柏林的政治议程高调宣扬对华“去风险”，强调供应链多元化以减少依赖；而德国的汽车巨头们却用真金白银在中国进行逆向加码投资。
大众安徽的布局是这一悖论的缩影。作为大众汽车集团在华的重要电动化中心，大众安徽MEB工厂已全面建成，其配套的核心零部件产业园项目正在加紧建设，旨在打造集研发、生产于一体的综合性现代化产业园。大众安徽不仅是大众在全球的电动出行中心之一，其投资的电池包工厂更是大众集团在中国的首个独资电池生产项目。与此同时，宝马在沈阳的生产基地持续获得巨额投资。2024年，宝马宣布对沈阳生产基地增加投资200亿元人民币，用于大东工厂的升级，为2026年启动“新世代”车型的本土化生产铺路。此前，总投资100亿元的第六代动力电池项目也已全面动工。宝马沈阳已成为其全球最大生产基地和最重要的新能源汽车中心。
这种政商行动的割裂，根植于不同的逻辑。对于车企而言，生存压力优先于政治正确。德国汽车工业正站在生死线上。科隆经济研究所的调查显示，2025年德国汽车业对华出口额较上年骤降约三分之一，自2022年峰值以来，乘用车和汽车零部件贸易额下降超过一半。在国内市场，终止电动车补贴导致2024年纯电动车型注册量同比下滑超过27%。面对美国高额关税和中国品牌的强势竞争，德国车企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中国市场庞大的体量、完整的供应链和快速的技术迭代能力，对其而言是不可替代的“氧气”。
而柏林的政治逻辑则往往滞后于产业现实。尽管默茨总理在访华期间明确表态“反对与中国脱钩”，但过去几年，德国对华政策长期在“去风险”的诉求与经济层面的深度依存之间摇摆不定。这种摇摆曾让德国企业在华布局举棋不定。然而，当企业的生产线转速和财务报表发出警报时，地缘政治的抽象叙事便显得苍白无力。默茨率领庞大商务团访华本身，以及他“未来将多次访华”的承诺，被视为对这种长期摇摆的阶段性终结——政治最终需要向经济现实低头。
展望未来，德国汽车业的命运似乎并不完全掌握在柏林联邦议院的辩论中，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北京谈判桌上的成果与中国工厂里的落地能力。
若德国政界受内部压力或外部盟友影响，强行推动更激进的“脱钩”政策，德国车企将可能面临技术断档与市场萎缩的双重打击。一方面，失去中国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输入，其产品竞争力将进一步下滑；另一方面，若中国市场因政治关系紧张而对德系品牌关上大门，这些车企将失去最重要的利润来源和规模效应支撑。德国汽车工业协会2025年对华出口暴跌的数据，已经提前敲响了警钟。
核心结论在于，在电动化这场不可逆的产业革命中，德国汽车业的未来更取决于其企业在中国市场的战略敏捷性与合作深度。大众、宝马、奔驰们正在进行的，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他们通过与中国伙伴的深度绑定，争取关键的转型窗口期。无论是大众借力小鹏的电子电气架构，还是宝马依托长城生产电动MINI，亦或是奔驰携手吉利重塑smart，其目标都是在未来三到五年内，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最卷的电动车市场中存活下来，并重新构建竞争力。
德国汽车业的“求生欲”已使其不得不深化对华依赖，而这种依赖本身，正成为其转型过程中最核心、也可能是最后的筹码。在技术追赶与地缘政治风险的双重夹缝中，德系车企面临的终极挑战，是如何重新定义全球汽车产业竞争新时代下的“合作与自主”边界。五年之后，谁将倒下，谁又能幸存并发展，答案或许早已写在中国各个合资工厂的生产线上，以及中德工程师联合研发的代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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