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链在柏油路上拖出一溜火星子，履带式拖拉机的轰鸣声把整条村道震得发颤。我坐在驾驶座上，看着前面那辆白色丰田霸道在我车头前瑟瑟发抖，像只被捏住脖子的鸡。
“赵铁柱！你他妈疯了！”刘耀祖从车窗里探出半个脑袋，声音劈了叉，脸上那点酒气熏出来的红晕褪得干干净净，只剩下纸一样的白。他手指头扣着车门把手，指节凸得跟鸡爪子似的，“你敢动一下试试！这车八十万！八十万你他妈见过吗！”
我眼皮都没抬，左手把操纵杆往前一推。履带碾过路边的碎石，发出嘎嘣嘎嘣的响声，像是谁在嚼一嘴硬糖。
刘耀祖的霸道就横在路中间，车头歪着，保险杠上还挂着一撮黄毛。那是我的狗。
大黄。
我养了七年的狗。今天早上还蹲在院门口冲我摇尾巴，这会儿就剩一撮毛挂在刘耀祖的保险杠上，风一吹，晃悠悠的，像根扎进眼里的刺。
“赵铁柱你听见没有！停车！你给我停车！”刘耀祖声音变了调，从车里连滚带爬地钻出来，踉跄着往后退，后腰撞在路边的杨树上，疼得他龇牙咧嘴。他手里还攥着手机，屏幕亮着，像是要打电话。
我没给他那个时间。
拖拉机继续往前推。履带前端的铲斗先碰上了霸道的车头，发出令人牙酸的金属扭曲声。白色引擎盖像纸一样皱起来，车灯啪地碎了，玻璃碴子崩到刘耀祖脚边，他跳起来，手机掉在地上。
“赵铁柱！我操你——”
后半句被引擎声吞了。履带轧上了霸道的车头，整台车像被踩扁的火柴盒，前轮爆了，车身猛地一沉。我推着操纵杆继续往前，拖拉机没有停，履带碾过引擎盖，碾过挡风玻璃，碾过车顶。
八十万的丰田霸道，在我履带下面像块烤过的锡纸，一寸一寸扁下去。
刘耀祖瘫在地上，裤子湿了一大片，尿骚味混着机油味在空气里散开。他张着嘴，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眼睛瞪得像两个鸡蛋，死死盯着我那台红色的履带式拖拉机。
我停下车，从驾驶座上跳下来，走到他跟前蹲下。刘耀祖浑身抖得跟筛糠似的，嘴巴一张一合，半天才挤出一句：“你……你完了……我爸……”
我伸手拍了拍他的脸，不重，但他整个人猛地一缩，后脑勺磕在树上，咚的一声。
“刘耀祖。”我看着他眼睛，声音不大，“这车不结实啊，以后别开了。”
他眼泪鼻涕一起下来，哭得像个被抢了糖的三岁孩子。
我站起来，回头看了一眼那堆铁饼。霸道已经看不出原本的形状，像被老天爷一巴掌拍扁了扔在路边。保险杠上那撮黄毛还在，粘在扭曲的金属上，被风吹得微微抖。
我转身走回拖拉机，重新爬上去。发动机还在转，突突突地响，像头吃饱了的老牛。我把操纵杆往怀里一带，履带转动起来，轧过那堆铁饼的最后一点残骸。
村道两头已经围了不少人。张婶站在她家小卖部门口，手里攥着把瓜子，嘴张着，瓜子壳粘在下嘴唇上忘了吐。王大爷骑着他的电动三轮，停在路边，一只脚撑着地，脸上的表情跟见了鬼似的。
没人说话。
只有拖拉机突突突的声音，像在给谁报丧。
我把拖拉机开回自家院子，熄了火，拔了钥匙。周秀兰站在堂屋门口，手里攥着块抹布，指头绞得发白。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好几下，才挤出一句：“铁柱……你……你这是要了咱家的命啊……”
我看了她一眼，没说话，径直进了屋。
堂屋正中间的八仙桌上，放着一串钥匙。那是刘耀祖他爹刘满堂昨天送来的，说是我家那三亩地要被征了，这是补偿款。补偿款，三亩地，一亩两万，六万块钱。
我爹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那三亩地，是咱赵家的根，不能卖。
我爹咽气才四十七天。
刘满堂昨天来的时候，身后跟了四个人。他把钥匙往桌上一拍，说：“铁柱，叔知道你不乐意，但这是镇上的规划。你爹不在了，你就是赵家当家的，你签个字，把钱领了，咱都省事。”
我没签。
刘满堂走之前回头看了我一眼，说：“铁柱，有些事，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得懂事。”
今天早上，我带着大黄下地。大黄跑在前面，拐过村东头的路口。然后我听见刹车声，很尖。接着是砰的一声，很闷。
我跑过去的时候，刘耀祖正从霸道车里下来。他看了一眼我的狗，又看了一眼我，咧嘴笑了：“哟，你的狗？不好意思啊，它自己往我车上撞的。”
大黄躺在路边，嘴里吐着血沫，后腿还在抽。它看着我，眼睛湿漉漉的，喉咙里发出低低的呜声。
我蹲下去，手按在它脖子上。血从指缝里渗出来，热乎乎的。
刘耀祖在旁边打了通电话，笑嘻嘻的：“撞死条土狗，还他妈挡我道。赵铁柱，你把死狗挪开，我还得去镇上打牌。”
我抬起头看他。
他今天开的车比平时新。新的霸道，八十万。他前几天在村口广播里喊过一嗓子，说全乡头一辆，让大家开开眼。
“赶紧的。”刘耀祖坐回车里，按了两下喇叭，“一条破狗，回头我赔你五十块。”
我抱着大黄往回走。狗身子软塌塌的，血滴了一路。走到院门口，周秀兰看见我，手里的水瓢掉在地上。
“大黄……”她捂住嘴。
我把狗放进院子，转身朝牛棚走。
牛棚角落盖着一块黑塑料布。我把塑料布掀开，红色履带式拖拉机露出来。这台车是我上个月买的，二手的，花了八万七。买它的时候我爹还活着，他问我买这铁疙瘩干啥，我说地多，用得上。
我爹说：“地多？就那三亩地，锄头都刨得过来。”
我说：“往后还用得着更多。”
我爹没再说话。
要是他还活着，今天这事他肯定不同意。我爹是村里出了名的老实人，活了一辈子，没跟谁红过脸。除了签地那事。那是他头一回跟刘满堂拍桌子。
“我还没死呢。”我爹当时说，“赵家的地，轮不到你说话。”
现在他死了，刘满堂就把钥匙送到了我桌上。
我发动拖拉机，出了门。
现在，我坐在堂屋里，手心全是汗。周秀兰站在门口，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她是我媳妇，从邻村嫁过来六年，没享过一天福。去年我爹病重，她一个人在医院陪床，四十多天没回家。
“铁柱。”她声音抖得厉害，“你带着我跑吧。我娘家那边有亲戚在广东，咱……”
“不跑。”我打断她。
“刘满堂不会放过你的！他儿子瘫在地上那个样子，他肯定不会……”
“他怎么样，我都接着。”我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烟。烟卷都捏皱了，我把它捋直，点着，吸了一口。烟味冲进嗓子里，呛得我咳了两声。
院子里传来脚步声。很乱，很急，像是一帮人跑过来。
周秀兰脸色刷地白了。
我把烟掐灭，从门后头拎起一把铁锹，走到院门口。
门被人从外面一脚踹开。
刘满堂站在最前面，身后跟着七八个人。他五十多岁，个子不高，但往那一站，身上那股子当了二十多年村长的气派，压得人胸口发闷。
他看了我一眼，又看了一眼我手里的铁锹，嘴角往下撇了撇：“赵铁柱，你这是要干啥？打人？”
我没说话。
刘满堂往前走了一步，眼睛扫过我家院子，扫过堂屋，扫过院子里那滩还没干的血迹。最后目光落在我脸上：“我儿子现在在镇医院，下不来床。你知不知道你在干啥？”
“你儿子撞死我的狗。”我说。
“一条狗。”刘满堂眼睛眯起来，笑了笑，“一条狗，你把我儿子的车轧了？那车八十万，你拿什么赔？”
“我不赔。”我握紧铁锹。
刘满堂盯着我，脸上那点笑一点一点没了。他点着头，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按了几下，放在耳边：“喂，派出所吗？我在刘家村，有人破坏他人财物，还威胁人身安全……”
周秀兰从屋里跑出来，拉住我的胳膊：“铁柱，你放下，放下……”
我把她往身后挡了挡。
刘满堂挂了电话，指了指我：“赵铁柱，我再问你最后一遍。补偿协议你签不签？签了，那车的事，咱们再商量。不签，车的事也好，你的事也好，都按法律来。”
他身后的那几个人往前凑了凑。我认识他们，刘满堂的侄子刘大勇，村里砖厂的工头刘二胖，还有镇子上开麻将馆的独眼龙。
我握铁锹的手又紧了几分。
“刘满堂。”我叫他全名，声音不大，但院子里的人都听见了，“我爹那三亩地，你动一下试试。”
刘满堂脸上的肉抽了抽。
警笛声从村口方向传来，由远及近。周秀兰的手死死抓着我的衣服，指甲掐进我胳膊上的肉里。
我站在院门口，看着警车停在巷子口。两个穿制服的走下来，手里拿着本子。
刘满堂迎上去，递了根烟，笑着说：“辛苦啊，大中午的还得跑一趟。”
“刘村长。”打头的那个点点头，“咋回事？”
“这个赵铁柱，今天中午开着他那台破拖拉机，把我儿子刘耀祖的车给轧了，八十万的新车，轧成废铁。我儿子也受了伤，现在在医院躺着。你们给评评理。”
警察看了我一眼，掏出笔：“赵铁柱，是这样的吗？”
“是我轧的。”我说。
“你为啥要轧人家的车？”
我没说话。周秀兰在旁边急了：“我男人的狗被刘耀祖撞死了！那条狗养了七年，有感情的！他不但不认，还说只赔五十块……”
警察皱了皱眉，在本子上写着什么。
“先把人带回去做个笔录。”另一个警察说。
我回头看了周秀兰一眼，把铁锹靠在门边，轻声说：“在家等我。把门插好。”
她眼泪终于掉下来。
我跟警察往巷子口走。经过刘满堂身边时，他压低声音说了句：“赵铁柱，我有本事把你弄进去，就有本事让你在里面过年。”
我脚步没停。
警车开走的时候，后视镜里，刘满堂站在我家门口，脸上的表情跟吃了个苍蝇似的。
到了派出所，警察把我带到一间屋里，问了姓名、年龄、住址，然后把今天的事问了一遍。我照实说了，没有添油加醋，也没有隐瞒。
“你说那条狗是你养的，有证吗？”警察问。
“农村养狗，哪有证。”我说。
警察在本子上写了写，放下笔：“赵铁柱，你这事挺麻烦。对方车损评估出来，要是一万以上，就够立案了。你轧的是八十万的车，你自己掂量。”
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那一刻我没想别的，想的是大黄。早上出门前，它用脑袋蹭我的腿，尾巴摇得快断了。它陪我下地，我锄地它就在田埂上趴着，舌头伸得老长。我吃饭，它蹲在桌底下，偶尔用爪子扒拉一下我的裤脚。我爹去世那天，它趴在灵堂门口，一天没吃东西。
我睁开眼：“要关就关，我不赔。”
警察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
周秀兰第二天给我送饭，说她找了村东头的赵德厚。赵德厚是我远房叔，在镇上做小生意，认识几个人。
“你别硬撑。”周秀兰隔着铁栏杆看我，眼睛肿得跟核桃似的，“咱该低头就低头，留得青山在……”
“地不卖。”我扒拉着饭，头也没抬。
周秀兰沉默了一会儿，说：“人都没了，地还那么重要吗？”
我放下筷子，看着她：“人没了，地要是也没了，我拿什么跟我爹交代？”
她没再说话，起身走了。
我在里面待了三天。第四天下午，赵德厚来了，带了个律师。律师姓方，小平头，看起来挺精干。
“你的情况我了解了。”方律师坐下，打开文件夹，“这个事情有几个点对你有利。第一，刘耀祖撞死你的狗，属于故意损毁他人财产，虽然数额不大，但性质恶劣。第二，你轧他车的行为，严格来说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但你的动机是出于气愤，具有一定的‘义愤’因素。第三，征地的事，你父亲生前明确表示不同意，你们家的地承包期还没到，刘满堂无权单方面强行征收。”
他说完，看了我一眼：“现在对方提出一个方案，签协议，补偿款提高到八万，车的事不追究，私了。”
“不签。”我干脆利落。
方律师点点头：“还有一个情况，我去村里走访了。刘满堂这些年当村长，有不少村民对他有意见。你的事闹出来之后，有人愿意站出来作证，说刘耀祖在村里横行霸道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抬头看他：“你想说什么？”
方律师笑了笑：“我想说，这个事，不一定要按他刘满堂的节奏走。你要是有那个胆子，咱就跟他闹。”
我看着方律师的眼睛，忽然觉得这个人没找错。
“我有。”我说。
方律师合上文件夹：“行。那我给你办取保候审。钱我先垫着。”
“回头还你。”我说。
取保手续办得很快。方律师打了几个电话，交了保证金。我从派出所出来的时候，天已经擦黑。周秀兰等在门口，看见我，跑过来一把抱住，瘦得跟根柴火似的。
我拍了拍她背：“回家。”
她抹了把眼泪，跟在我后头走。
进了村，路上没什么人。路过刘满堂家的时候，我看见他院子里停了一辆新的路虎，车窗摇下来，刘耀祖坐在里面，胳膊上还吊着绷带。他看见我，先是一愣，然后咧开嘴笑了，伸出那只没受伤的手，冲我比了个中指。
我停下脚步。
周秀兰拉我：“走，别理他。”
我盯着刘耀祖看了一会儿，继续往前走。
当天晚上，方律师打来电话，说村里有七个村民愿意联名反映情况，其中四个人愿意作证，说刘耀祖在村里不止一次撞死过家畜家禽，还打伤过人。
“刘满堂估计听到风声了。”方律师说，“他今天给派出所打了三个电话。你要不要见见那几个人？”
“见。”我说。
第二天早上，我去了赵德厚家。院子里已经坐了四个人。赵德厚，赵老栓，李秀娥，还有孙瘸子。都是我们赵家村的人，平时在村里不声不响的。
赵老栓先开的口：“铁柱，那事干得解气。刘耀祖那个王八羔子，前年把我家的鸭子全压死了，我去找他们理论，被他的人打了一顿，腿到现在还不好使。”
他捋起裤腿给我看，腿上有一条老长的疤。
李秀娥接着说：“我家那口子，那年给刘满堂修房子，从架子上摔下来，腰伤了，一分钱医药费没给，还说我男人自己不小心。去年他走了，我一个人带着孙子……”
她说到这，声音哽住，背过身去抹眼泪。
孙瘸子闷头抽旱烟，吐出一口白烟：“我这条腿，就是刘耀祖开车撞的。那年他开摩托车，我在路边走，他愣是往我身上撞。后来刘满堂给了我一千块钱封口费。一千块，就买了我一条腿。”
烟锅子磕在鞋底上，哒哒响。
我站起来，挨个给他们鞠了个躬。
“我赵铁柱把话放这，这事，我不把刘家扳倒，我就不姓赵。”
赵德厚在旁边吧嗒着烟，笑了一声：“你本来就不姓别的。”
从那天起，事情开始变了。先是方律师向国土部门申请了信息公开，查出来刘满堂所谓的“征地”根本没有合规手续，他就是打着镇上的旗号，低价收地再高价转卖给开发商。接着，赵老栓他们联合了二十多户村民，写了实名举报信，送到了县纪委。
刘满堂开始坐不住了。
他托人找我，说愿意出二十万私了。我没见。
又托人来说，三十万，外加帮我在镇上安排个工作。我还是没见。
最后他亲自来了。那天我在院子里修拖拉机，他一个人来的，没带人。他站在院门口，整个人瘦了一圈，颧骨突出来，眼袋吊着，像个被抽了气的皮球。
“赵铁柱。”他叫了我一声，声音哑得厉害，“你到底想要啥？”
我头也没抬，继续拧螺丝：“我要你刘家，从刘家村滚出去。”
刘满堂站在门口，好半天没说话。最后他转身走了，背影佝偻着，像被什么东西压弯了腰。
又过了半个月，县纪委的人来了。他们挨家挨户走访，把刘满堂这些年干的事查了个底朝天。侵占集体土地、挪用扶贫款、违规发包工程、纵容亲属欺压百姓……
刘满堂被带走的那天，刘耀祖开着他那辆路虎要跑，在村口被拦了下来。据说他车上塞了六个行李箱，后备箱装满了现金。
那天晚上，村里放了鞭炮。赵老栓买了两挂一万响的，从村东头放到村西头。李秀娥煮了一大锅茶叶蛋，端到村口的石磨上，让大家随便拿。孙瘸子喝了半斤白酒，坐在石磨上唱了段秦腔，嗓子劈得厉害，调都跑到天上去了，但没人笑他。
我坐在自家院子里，坐在大黄死掉的那个地方。地上那滩血早就干了，被雨冲掉了，但我知道在那个位置，就是它最后看我的地方。
周秀兰走过来，挨着我坐下，把脑袋靠在我肩膀上。
“方律师说，刘满堂最少判十五年。”她说。
我没说话，抬头看天。星星很多，亮得很。
“大黄要是还在就好了。”她说。
我摸了摸她的头发，手指头有点抖。
后来，地保住了。我签了一个继续承包的协议，三十年。那三亩地，我种上了玉米。
收玉米那段时间，我每天开着那台红色履带式拖拉机下地。车跑在地里的声音很大，惊得地头上的麻雀呼呼啦啦飞起来，又落下去。
刘耀祖的霸道车被拖去了废品站，按斤卖了铁。废品站老板点钱的时候直摇头：“八十万的车，卖废铁卖了两千八。”我把那两千八买了条小狗，土黄色的，和大黄小时候一个样。
我叫它小黄。
小黄很能跑，每天跟着我的拖拉机下地，在田埂上撒欢，尾巴甩得跟风车似的。
我爹的坟就在地头。玉米长起来的时候，绿油油一片，把坟头遮得严严实实。有天中午，我坐在坟前抽烟，小黄趴在旁边伸着舌头。
地里很安静，只有风吹玉米叶子的沙沙声，像谁在说悄悄话。
我抽完烟，站起身，拍拍屁股上的土。
“爹，地没卖。”我说。
然后我上了拖拉机，打火，挂挡。发动机突突突地响起来，震得后视镜里的小黄跳起来。
我开着车往家走，暮色从西边漫过来，把拖拉机的影子拉得老长。村道上空无一人，只有我的车灯撕开黑暗，一路突突突地响，像在给这个村子壮胆。
到家门口的时候，周秀兰站在灯下等我。看见我，她脸上露出笑来。
我跳下拖拉机，把钥匙拔了，走过去牵她的手。她的手粗糙得很，指节上全是干农活磨出的茧子。
“明早想吃啥？”她问我。
我想了想：“手擀面。多放点豆角。”
她嗯了一声，跟我进了院门。
院门在身后关上，发出吱呀一声轻响。院里的小黄摇着尾巴过来，围着我转了两圈，然后跑回它的窝里，盘成一团睡了。
我站在院子里，吸了一口夜里的凉气，觉得胸口那块压了两个月的大石头，终于被谁搬走了。
夜空很静。只有远处不知谁家的狗叫了两声，又安静下来。
我转身回屋，轻轻带上了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