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在街角的丰田轿车玻璃碎裂成蛛网状。愤怒的年轻人手里拿着U型锁，脖子上青筋暴起。2012年秋天某一天下午，在一个二三线城市里，柏油路蒸腾着热浪的同时也传来了激昂的口号声。
十年后今天的十字路口。
绿灯亮起的时候，十几辆比亚迪汉、蔚来ET5以及理想L9组成的车队静静地驶过。副驾驶位置上的大学生低头刷着购物App，在界面上出现索尼相机和小米13Ultra的对比页面。他最后选择了后者，理由是“影像调校更懂中国用户”。
一百年前的货架上，“洋火”、“洋油”、“洋布”的标签刺痛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双眼。1908年的上海码头，日本棉布以每匹比本土布便宜三成的价格大量涌入。江南织户用纺车纺织的声音被机械轰鸣声淹没，在潮水涌动的沙堡上也消亡了。
《申报》某期角落刊载着这样一幕：北平女学生当众烧毁了父亲从日本进口的尼龙袜，火光映照下她的棉布裙摆打了三个补丁。
弱小的国家抵抗常常是悲壮而令人动容。拳头打不响的时候，咬紧牙关就是最后的一道防线了。1937年南京路上的商铺中日制商品被换成了手写的标语：“每一块银元都会变成射向同胞的子弹”。
进入到全球产业链的时代。广州某日系车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正在安装国产率62%的发动机总成。天津保税区内的集装箱中装载着带有日本摄像传感器的产品，正被运送到华为供应商仓库里去。曾经泾渭分明的敌我界限早已变成你中有我的工业生态了。
砸车事件之后，4S店的经理就蹲在破碎了展厅玻璃前算着损失。他刚刚发给30名员工一季度奖金的时候，其中有6人打算用这笔钱来买国产新能源汽车做首付。
转折出现在2015年的深秋。
在北京中关村的一家咖啡馆里，两个95后的年轻人在对比索尼Xperia Z5以及华为Mate8的初代产品。日系手机连地铁信号都搞不好”，高个子说，“把索尼样机放回展示台。”他旁边的小伙伴晃了晃自己的华为手机：“而且我们自己产品的更新速度也更快”。
市场研究机构IDC在2022年的数据显示，日系手机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已经下滑到0.3%。同年小米折叠屏手机在日本大阪电器街销量第一。当年我们抵制日本商品的时候，现在日本人和韩国人争相购买中国的商品了。
上海陆家嘴金融精英的购车清单中，雷克萨斯被移出前三。并不是因为民族情感的问题，而是由于理想L9的增程式电动更适合长途出差，蔚来换电网络覆盖了长三角所有的高速服务区。
深圳华强北的档口老板很熟练地拆解索尼微单，指着CMOS传感器对学徒说：“明年我们可以量产了，良品率可以达到90%以上。”窗外的大疆无人机正在测试新款工业级机型，陀螺仪精度已经超过了日本同行。
情绪对抗向实力对话转变的过程，就像是植物生长一样。地表上枝叶不再摇动的时候，地下根系就疯狂地伸展出去了。2023年春季广交会期间，在格力零碳源空调展位前停留四十分钟的采购商最终签订了三千万美元的合作意向书。
某半导体论坛上曾经有过精彩的对话。提到以前抵制的事情时，中芯国际的工程师轻笑：“与其纠结买不买日系光刻机的问题了，不如考虑怎样让东京电子将来排队购买我们的蚀刻设备。”
早在工业发展史上，就有关于这样变化的先例。19世纪费城的一位工厂主卡内基盯着英国钢铁样品发誓要造出更便宜的钢轨，20世纪丰田英二考察福特之后也下定决心要做一款省油发动机。强者之路都是用对手留下的石头铺成的。
在今天成都太古里，潮人用OPPO Find X7 Pro拍下照片发到小红书上。他们正在讨论是否要购买国产洗地机，在十五年前这里还是家电卖场的时候，松下的电器占据着最显眼的位置。
那些激荡的情绪并没有消失，而是以一种更高层次的方式存在。长春一汽工厂的机械臂每四分钟就能组装出一辆红旗新能源汽车；合肥长鑫存储的洁净车间里晶圆正在用纳米级精度叠加着；宁德时代实验室中工程师刚刚记录下电池能量密度的新突破。
当央视记者在街头采访00后为何选择国产手机的时候，扎着脏辫的女孩反问道：“为什么非得选日系？”我们的产品还好吗？“香”字浓缩了十年来产业转型升级的意义。
夜晚时分，满载国产新能源汽车的滚装船正驶往横滨港。甲板上中国的质检员在检查车辆固定情况的时候，在月光下隐约可见胸前的工作牌是三一重工国际售后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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