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众内!当大众开始逼工程师当水军,安亭园区的深夜灯光暗了

近日,一份来自上汽大众从业十六年老员工的内部自述在行业内引发广泛讨论。文章直指这家曾经的国内乘用车龙头企业,正深陷由内部管理异化、战略决策失误、人才流失等多重问题叠加引发的发展困局。
原文给大家转发出来,以供大家阅读。
置身众内!当大众开始逼工程师当水军,安亭园区的深夜灯光暗了-有驾

置身众内

一个上汽大众老员工眼中的组织困局与时代转折

作者‌:一名在上汽大众工作十六年的普通员工
地点‌:上海
时间‌:2026年夏

写在前面:

2026年夏,安亭
晚上七点,IMB中心停车楼准时陷入常态化堵车。一辆辆私家车蠕行驶出,有人掐点赶回家看一眼还没睡的孩子,有人奔赴健身房消解久坐疲惫,还有的员工抱着笔记本赶回出租屋,接续白天没闭环的流程审批。
大楼成片灯光依旧亮着,却再也找不回十年前整层楼灯火通明、人人眼里有冲劲的热气。十年前的加班是奔结果:标定底盘、调校发动机、冻结零部件方案,熬几个通宵就能敲定新车节点,所有人笃定,手里啃下的技术硬骨头,次月就能转化成终端订单。
如今加班只剩无尽内耗:跨部门同步会、层层线上审批、月度经营分析 PPT、复盘整改单、KPI拆解表、风险报备函。一天开五场会,填表三小时,落到具体产品改进上的时间寥寥无几。人人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却没人能说清,这周的工作究竟为产品、为用户创造了什么实际价值。
比销量连续下滑更刺骨的,从来不是外部竞争挤压,而是内部集体陷入价值迷茫:我们手握完整造车产业链、几十年技术沉淀,是不是已经彻底丢掉了持续创造产品价值的核心能力?

第一章:成功的陷阱!

2009年,我正式入职上汽大众。
那是合资车企无可复刻的黄金年代。朗逸上市后稳步走量,途观一车难求、终端常年加价3万,帕萨特牢牢霸占B级轿车销量榜首,桑塔纳更是无数中国普通家庭第一台私家车的标准答案。
全公司上下有一句无需质疑的共识:大众定义汽车标准,市场永远会为大众的技术、品牌买单。数据最能印证当年的辉煌:2018年上汽大众巅峰年销量冲到200.18万辆,单家企业给上汽集团贡献归母净利润280.1亿元,占到集团总利润78%,是实打实的集团“现金奶牛”。
连续二十余年的绝对领跑,让整套组织架构、决策逻辑、考核体系,全都深度绑定燃油车时代的成功经验。过去二十年,大众是市场教育者:消费者认德系底盘、EA888发动机、MQB平台,愿意为品牌溢价买单,我们只需要稳定迭代改款、扩充车型矩阵就能稳拿销量。
电动化浪潮袭来后,攻守彻底反转:比亚迪、新势力、自主品牌开始用智能化、长续航、高配置重新定义一台车,轮到终端市场用销量、订单、口碑反向教育大众。巨变之下,内部依然在用十年前的逻辑做当下的决策,这不是某一款车型的偶然失利,而是整个组织被过往成功经验锁死惯性的起点。哪怕外部风向早已改变,安亭一厂的根,已经开始松动。

第二章 消失的工厂与品牌:一个时代的墓碑!

安亭一厂:根没了

2022年,安亭汽车一厂拆除。
这个消息在内部引起的震动,比南京工厂关停更大。因为安亭一厂不是普通的工厂——它是上汽大众的根。运转近40年的安亭一厂停产,掀开上汽大众降本增效的一角。
1984年,中德合资谈判落地,第一台桑塔纳就是从安亭一厂下线的。那是中国现代轿车工业的起点。几代中国汽车人,都是从安亭一厂走出来的。一厂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部中国汽车工业史。
拆除那天,我去了现场。推土机正在铲平总装车间的最后一面墙。有老同事蹲在厂区门口哭,没人上去劝。因为不知道该说什么。
安亭一厂的消失,不是产能调整四个字能概括的。它意味着一个时代彻底翻篇了。那个靠桑塔纳、靠“逆向工程”就能撑起一个国家的汽车工业的时代,结束了。而接替它的新时代里,上汽大众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

桑塔纳:国民品牌的消亡

比工厂拆除更让人心酸的,是桑塔纳的消亡。没有人关注它了。
2023年,上汽大众正式停产桑塔纳。这个消息甚至没有上热搜。因为它停产之前,已经很久没人在意了。
巅峰时期,桑塔纳月销超过3万辆,连续二十多年是中国轿车市场的销量冠军。它是中国第一批私家车,是无数城市的出租车标配,是驾校里唯一的教学车。在中国,“桑塔纳”三个字几乎就是“小汽车”的代名词。
最后的桑塔纳,起售价已经降到6万以下,比很多自主品牌还便宜。但依然卖不动。因为它太老了,老到年轻人根本不会考虑它,老到只有60后、70后才会多看它一眼。
桑塔纳的消亡,没有轰轰烈烈的告别仪式,没有情怀营销,没有纪念版车型。它就这么悄悄地、体面地、无人关注地,从产品目录上消失了。
一个国民品牌的终结,本应是一家企业最重要的时刻。但上汽大众已经顾不上为桑塔纳办一场体面的葬礼了。因为它的问题太多了,多到没有精力去怀念过去。

奥迪:四次失败的豪赌

如果说安亭一厂和桑塔纳代表的是“过去”的消亡,那奥迪代表的是“未来”的失守。2016年,上汽集团与奥迪签署合作协议,宣布上汽奥迪项目落地。那是上汽大众最高光的时刻之一——拿下奥迪品牌,意味着大众集团把高端市场的门票给了上汽。
然后,这个项目就被玩砸了。
第一波操作就让人看不懂:首款车型选了一台A7L。不是走量的A4L、A6L,而是一台轿跑,市场定位极其尴尬——喜欢运动造型的年轻人买不起,有商务需求的老板觉得不正经。
更离谱的是价格。A7L定价45万起步,比一汽奥迪A6L还贵。没有任何品牌积淀,没有任何用户基础,上来就定一个比竞品还高的价。结果可想而知:上市半年月销不到300台,经销商库存压到爆,终端被迫降价10万以上甩卖。
此后上汽奥迪又推出了Q6、Q5e-tron,一个比一个惨。Q6定价50万起步,被市场戏称为“换壳途昂”;Q5e-tron在新能源市场毫无存在感,全年销量不及蔚来ES6一个月的零头。为了挽回颓势,市场部请了顶流明星代言,据说代言费花了上千万。广告拍得精美,代言人微博发了,粉丝控评了,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用户根本不认。因为问题不在代言人,在产品本身。
2024年,上汽奥迪业务被全面整合进上汽大众体系。所谓“整合”,说白了就是业务合并、团队裁撤、项目收缩。奥迪在中国市场的双合资公司战略,以上汽奥迪的惨败告终。更讽刺的是,2025年,大众集团调整品牌策略,奥迪在中国市场开始使用全新的品牌标识——“字母奥迪”。用内部的话说,是“品牌年轻化、电动化转型”。但在外面看来,就是换个标再试一次。
结果呢?出师不利。新车发布节奏混乱,市场推广毫无章法,消费者甚至不知道“字母奥迪”和原来的奥迪有什么区别。代言费又花了一笔,品牌形象依然模糊。唯一能确定的是:那个曾经在高端市场拥有绝对话语权的四个圈,在上汽手里,已经全线崩塌。四个圈进去了,四个圈出来了。上汽奥迪折腾了近十年,花了几十亿,最后什么也没有留下。
这一切的根源是什么?是决策层对市场的无知、对品牌的傲慢、对用户需求的无视。而且,和Pro系列、隐藏门把手一样——没有任何人为此负责。当初拍板引入奥迪、拍板首款车型选A7L、拍板定价策略、拍板千万级代言的那些人,一个都没被追责。换个岗位,继续高升。留下烂摊子,交给基层去收拾。

第三章 从造车公司到风险控制公司

外界普遍把上汽大众的困境简单归结为电动化转型动作慢,但扎根内部十几年看得清楚:表层是转型滞后,深层是整个组织的核心优化目标彻底异化。
早年开会核心议题永远是:怎么打赢竞品、怎么抓住用户、怎么把新车做到爆款。如今所有会议第一优先级变成:这件事出了风险谁签字、谁担责、怎么留痕免责。短短一句话的转变,彻底重构了组织运行逻辑。
从前工程师拍板功能迭代、产品经理定义配置取舍,决策链路短、试错空间充足;现在任何一个零部件选型、一项车机功能增减,都要经过项目组、工程部、质量部、财务部、法务部、德方总部多层审批,线上流程签字节点动辄十几个,一轮审批走完少则两周、多则两三个月。
防御型组织一旦成型,就会出现无法逆转的劣币驱逐良币:主动创新、尝试新方案,大概率会遇到未知问题,出错就要承担考核追责;原地照搬成熟老方案、维持现状,哪怕产品平庸,也不会产生任何个人责任。
于是所有人最优解变成:不主动做新决策、不拍板新改动、不承担额外风险。研发不再牵头技术突破,市场不再主导用户洞察,全公司最强的核心能力悄然变成风险规避、流程留痕、责任切割。
越来越擅长解释失败,而不是创造成功;失败也就慢慢固化成常态。更可怕的恶性循环随之而来:每次产品失利、销量下滑,内部第一件事不是复盘产品、用户层面的根源问题,而是拆解责任归属、撰写风险复盘报告、补充新增管控流程。久而久之,组织内部流传一句扎心吐槽:“我们现在不是车企研发中心,是汽车行业风控事务所。”
抓考勤是最典型的信号。2023年7月开始,公司取消手机打卡,要求必须去打卡机上操作。研发部门的同事觉得新规几乎是“针对研发的”——项目棘手时加班是常态,高节奏项目结束后留出一些迟到早退的空间,本是上下级之间的默契,现在这些默契被一步步碾碎。有人说得扎心:“可能公司开始走下坡路,都是从抓考勤开始的吧。”

第四章 形式主义的日常:写日报与当“水军”

“工程当量”:彻底的形式主义

如果说抓考勤只是冰山一角,那“工程当量”就是研发部门最扎心的日常。
2023年7月3日开始,研发部门被要求写每天的“时报”。不是简单的日报,是详细到“每小时干了什么”“每天在某个项目上做了几个小时”的时报。
一个工程师的正常工作状态:上午画了几个小时的CAD图,下午开了两个小时的跨部门协调会,晚上写了一个小时的测试报告。这些事情本来就有产出——图纸是产出,会议纪要是产出,测试报告是产出。但现在,除了这些产出,你还要额外花时间把它们拆解成“工程当量”,填进系统里,证明自己这一天没白过。
这不是管理,这是对专业的不信任。你是在告诉一个干了十年的工程师:我不相信你在创造价值,你必须逐小时向我证明。
于是研发人员每天多了一项工作:填表。填今天做了什么、做了多久、做到什么进度、有什么风险。这些时间本来可以用来做真正的开发工作。但没人关心这个。因为考核你的人只看“当量”数字是不是达标,至于你的当量是真实的技术突破还是把同一件事拆成三段时间来填,没人深究。
有位工程师私下吐槽:“干实事的不如会写周报的,啃硬骨头的不如讨领导欢心的。”
还有一位员工在网上爆料:一个人干了近三个人的工作量,加班工时在科室排名前列,工作兢兢业业没出任何问题,考核却拿了个低绩效。领导给的理由是“总有人要背低绩效的,那就你了”。不看实际贡献,只看谁运气不好被选中。

“榕树计划”:工程师变免费水军

2024年前后,公司启动“榕树计划”——借助平台开展品牌传播活动,组织员工参与各品牌和产品宣传。一线工程师白天画图标定,晚上还要兼职免费水军转发营销内容。技术人员自嘲:“既要造汽车,还要当销售宣传员。”
这个计划到了执行层面就变了味。部门转发率被纳入考核,全员每日必须在朋友圈转发车型宣传内容,变成了“点赞+评论+转发”的一键三连。
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抱怨。2026年初,有行业报道指出,随着短视频平台兴起,车企的强制营销从朋友圈延伸到了抖音、小红书、视频号、微博等全平台,核心要求从“单纯转发”变成了“带原创文案+互动数据达标”。你的私人社交账号,不再是你的。它是公司的营销渠道。
你在自己朋友圈里发的内容,你点赞过的文章,你评论过的话题——全部变成了KPI的一部分。当一个工程师发现自己最重要的KPI不是把车造好,而是每天发几条朋友圈——这个组织还剩下什么?

第五章 决策层的豪赌:Pro系列、隐藏门把手与无人担责

如果前面说的都是系统性问题,那接下来要说的,就是决策层“人祸”了。
2022年到2024年,上汽大众做了一轮被内部称为“最迷之自信”的战略部署:在燃油车基盘已经明显松动、新能源渗透率突破35%的背景下,决策层逆势推出全系列车型的“Pro”版本——帕萨特Pro、途昂Pro、途观Pro、朗逸Pro。口号喊得震天响:“油电同智”“Pro定义新燃油时代”。
但市场根本不买账。
原因很简单。Pro系列的核心升级是什么?外观微调、中控屏放大一点、加几个不痛不痒的智能化功能,价格却比普通版贵了2到3万。消费者不是傻子。同价位,国产电车已经把B295芯片、城市NOA、空气悬架做成标配了,你一个燃油车换个大屏就敢叫Pro?结果惨烈。帕萨特Pro上市半年,月均销量不到预期的一半。途观Pro更惨,终端优惠放开后仍然无人问津。整个Pro系列项目,研发投入十几亿,营销费用数亿,最后换来的是一仓库滞销库存和经销商的一肚子怨气。
但这不是最荒诞的。
最荒诞的是隐藏门把手事件。
大概是2023年底,某款改款车型进入最终造型评审阶段。当时全公司上下都知道,隐藏式门把手在国内市场已经有明确争议——冬天冻住打不开、事故时救援困难、用户口碑两极分化。工程团队做了详细调研,明确建议:不要上隐藏门把手,至少不要在这款车上强行上。
但时任市场总监在最后一次决策会上,力排众议,拍板定案:“隐藏门把手是科技感标配,竞品都有,我们不能没有。”
没人敢反对。那个会上坐着的十几个人,没有一个站出来说真话。
结果呢?车型上市第一个冬天,北方用户投诉炸了。门把手冻住打不开,车主用打火机烤、用热水浇,短视频平台上一搜一大把。救援车辆到了,车门打不开,只能破窗。质量问题投诉量直接冲上当月榜首。
工程团队被紧急召回,连夜出优化方案。重新开模、换材料、加加热模块——每套门把手优化成本翻了将近三倍。省了小钱,花了大钱。更讽刺的是,折腾完这一轮,国家法规跟进,明确要求隐藏式门把手必须满足极端工况下的开启可靠性。新规一出来,这款车的隐藏门把手设计等于被官方打了不合格标签。
最后的结果是:下一代改款,悄悄换回了传统门把手。
但前面所有损失——研发成本、模具费用、售后索赔、品牌口碑——已经全部沉没。
而做出那个决策的人呢?市场总监升了。集团内部平调,换个部门继续高升。没有任何人因为这个决策被追责。没有任何人写过一封检讨。没有任何人主动站出来说“这是我的错”。这就是上汽大众最真实的一面。
普通工程师做错一个零件选型,KPI扣分、年终奖打折、隐性末位淘汰。决策层做错一个战略方向、拍板上马一个错误配置,十几亿打水漂,然后换个岗位继续升职。谁来承担后果?普通员工。
销量下滑了,全员降薪、福利取消、裁员优化。南京工厂关停了,2000多人拿N+1走人,50岁以上老员工四折内退。安亭一厂拆了,无数老员工的青春和记忆一起被推平。减员增效的口号喊了一年又一年,被减掉的是基层,被增效的是报表上暂时好看的数字。
而做出那些错误决策的人,还在更高的位置上,继续做下一个错误决策。

第六章 VAVE:当降本成为信仰

研发体系全员无力感的根源,来自VAVE(价值工程分析)工具的彻底异化。
VAVE设计初衷本是:在不牺牲整车可靠性、用户体验、安全标准的前提下,优化零部件结构、供应链选型,理性压缩冗余成本,是全球车企通用的健康管理工具。
但在连续利润承压后,VAVE从成本优化工具,升级成自上而下硬性摊派的年度考核运动。每一个车型项目、每一个零部件科室,都被硬性下达年度降本额度,工程师年度KPI第一条不是用户满意度、耐久测试通过率、故障率,而是本年度实现多少金额降本。
一线工程师被逼着在毫米级零件上抠利润:单个内饰卡扣省8毛钱、车门线束包裹材料省3元、底盘橡胶衬套精简结构省15元,累加下来单车能挤出两百元左右成本。财务报表、PPT数据光鲜亮丽,年度降本指标超额完成,部门全员考核评优。
代价全部转嫁到产品端。
车身镀锌层从欧盟标准12um缩减至8um,长期耐腐蚀能力下降。原厂配套博世雨刮电机更换为国内二线供应商,单件成本直降47%,高速抖动、异响投诉量逐年走高。EA888四代发动机国内版活塞环涂层删减两道工序,长期高速工况磨损加剧。途昂Pro线束阻燃玻纤布替换成普通PVC材质,车机芯片降级,硬件缩水直接拖累智能化体验。
更隐蔽的减配发生在普通消费者看不到的地方。以朗逸为例,两个前车门各省掉一道隔音密封条,一道密封条成本约25元,单车省50元,按朗逸的年销量计算,仅此一项每年节约成本超过2000万元。车体腔体的隔音膨胀胶数量也少于同级竞品,单侧仅6处,比丰田TNGA车型少4至5处,左右两侧合计少8至10处,一处膨胀胶成本约3元,仅途观和朗逸两款车每年在这上面又能省下超千万元。噪音变大了,用户没说,但沉默的体验降级比任何投诉都更致命。
2019年中保研碰撞测试中,帕萨特正面25%偏置碰撞A柱近乎呈直角弯曲,驾驶舱纵向压缩程度接近极限,安全气囊随方向盘偏转,未能接住驾驶员的头部,在该项目中得到了截止当时的最差评价。而同一车型在欧洲市场的同款版本,在权威第三方机构测试中稳居最高安全等级。还有媒体指出,帕萨特A柱所用钢材的屈服强度与海外版本存在明显差距。尽管帕萨特碰撞事件是否直接因VAVE引起没有公开定论,但它与途观在北美IIHS(优秀)和中保研C-IASI(一般)之间的显著成绩落差,让外界普遍将其归因为国产后的材料刚性“适应性调整”。国内消费者花费更高售价,买到的却是与欧美市场存在安全配置差异的车型。大众几十年积累的安全人设一夜崩塌。
所有人只对自己的KPI负责:成本岗拿到降本奖金,财务拿到好看报表,管理层完成集团下达的利润指标。唯独没有任何人,对终端车主的用车体验、品牌长期口碑终身负责。工业巨头最致命的陷阱就此成型:组织重奖省钱的人,不再重奖造好产品、创造用户价值的人。

第七章 德国与中国:两种时间尺度

很多外部评论简单把转型迟缓归咎于德方审批拖沓,真实的中德矛盾远比表层复杂。双方没有绝对对错,只是身处两套完全不同的时间坐标系。
德国狼堡总部的研发逻辑:一款全新车型完整开发周期36个月,功能必须经过多轮耐久、极端工况、全球法规验证,成熟稳定才能投放市场,宁可晚上市半年,绝不投放未完全验证的功能。思考的底层逻辑是全球稳定存量市场、百年品牌稳健运营。
中方安亭团队面对的现实:中国市场智能电车迭代周期压缩至6到12个月,竞品半年就能迭代一次座舱、智驾功能,用户每个季度都会换新评判标准。我们晚半年上新功能,细分市场份额就会被竞品彻底蚕食,面临的是生存争夺战。
两套节奏碰撞,没有折中磨合,只有不可逆的市场损耗。
中方多次提议针对中国市场专属迭代车机UI、城市NOA、后排舒适配置,德方以“不符合全球统一平台标准、验证周期不足”驳回。等德方走完完整全球验证流程,国内竞品早已迭代两代功能,用户心智早已被抢占。
ID系列电动车型就是典型牺牲品:中方早在2021年就提议快速优化车机卡顿、黑屏bug,补齐本土语音生态,德方坚持全球同步统一OTA更新,一拖就是两年。等到官方推送修复包,ID系列新能源销量已经连续腰斩,2025年ID.3全年销量同比大跌59%,单车型月销不足两千台,不及比亚迪海豚十分之一。
德国人在规划十年后的产品,中国人在争抢下个月的订单。时差不在时区,在生死节奏。

第八章 人才流失:组织开始失去灵魂

最近五年来,人员流失呈现清晰的梯队崩塌轨迹。最先大批量出走的是刚入职3到5年的年轻工程师,接着是手握完整项目经验的中层技术骨干,如今入职十年以上、伴随品牌崛起的资深老工程师也开始批量递交离职申请。薪酬下滑只是次要诱因。曾经上汽大众双薪、半年奖、交通补贴齐全,是汽车院校毕业生首选就业单位;2020年后多项福利取消,中层研发岗年收入缩水三成,但依旧高于本地平均薪资水平。
真正逼走技术人的,是彻底丧失的作品感。你精准调研出国内用户想要大屏、连续语音、后排舒适配置,提交产品迭代方案,层层审批后石沉大海。你实车测试发现底盘异响、车机逻辑bug,提交整改建议书,最终被流程压下无法落地。你牵头跟进三四年完整车型项目,从立项到量产,核心配置、技术路线全部由外方远程定夺,自己只是流程执行者,车型上市后没有任何归属感。
一位已离职的研发人员复盘时说道:核心技术还是在WOB(沃尔夫斯堡总部)手上,自主研发能力非常有限,最近几年人员流失非常严重,所以新员工很多,再加上流程缩短导致流程体系都有些乱七八糟。2024年前后,研发中心的实际人数从3500人以上缩减至3200人左右,清退了大量没有编制的劳务派遣工。2023年,还有传言称研发部门年底前会优化10%的人,研发部门被认为是“花钱但不带来效益的部门”。绩效考核也开始依赖加班时长这类表面数据来评价员工——加班多说明工作饱和,效率高到点下班的反而被认为工作不饱和。还有媒体曝出,研发部门开始讨论缩减CAE、CAD等付费软件的许可费用,职能部门开始询问有没有可能减少这些必备开发工具的支出。用一位工程师的话说:如果连画图的工具钱都要省,那我们还做什么研发?
跳槽去向高度集中:比亚迪、蔚来、理想、华为等自主品牌与新势力,同级别岗位普遍薪资上浮30%到50%,技术人员能直接主导完整模块开发,自带股权激励。在上汽大众职级熬五年才能晋升一级,跳槽后直接职级跳两级,更关键是能亲手落地自己设计的产品方案。车企真正的核心资产从来不是厂房、冲压线、平台专利,而是一群愿意相信技术、愿意亲手造好车的工程师。当这批人批量离开,厂房设备依旧完好,但组织的灵魂已经抽空。
以下是为你完成的第九章、第十章及全书收尾内容的统一风格排版,和前面所有章节完全衔接,形成完整的终稿:

第九章 认知权转移

行业定义权的丢失,几乎无法逆转。
很多管理层把销量连续下滑视作最大危机,可销量、利润、品牌都有修复挽回的可能性,唯独灌输进几代消费者脑海里的“好车标准”,一旦被改写,就再也回不去了。
巅峰年代,大众牢牢握住汽车行业认知话语权。用户买车前会问:大众有没有这个配置?大众这套技术靠谱吗?大众新款车型什么时候上市?德系底盘、涡轮增压、AT变速箱,都是大众定义的行业标杆。
如今对话彻底颠倒。用户进店第一句话变成:为什么同价位国产电车有的功能,大众全系都没有?别家标配高阶智驾,大众还要选装?
一句问话的反转,背后是汽车行业话语权彻底转移。过去是品牌定义消费者该买什么车,现在是消费者用钱包投票,反向定义什么才是新时代的好车。
2020年之后,智能座舱、高阶辅助驾驶、大电池长续航、空气悬架这些新评判标准,全部由自主品牌、新势力率先普及落地,大众只能被动追赶。
曾经我们站在行业规则制定者的位置,指点市场方向;如今第一次沦为追赶者,被动跟着竞品迭代节奏调整产品。这是无数老大众人最难接受的现实落差。

第十章 真正的敌人

经常有新人同事感慨:我们输给比亚迪、特斯拉、一众国产新势力了。
从业十六年,我的答案始终不变:我们真正的对手,从来不是任何一家外部车企,而是自己过去二十年无往不利的巨大成功。
完整逻辑链条清晰可见:持续多年垄断式成功,搭建起严密成熟的层级流程;流程固化形成路径惯性;惯性滋生层层官僚体系;官僚体系本能排斥任何内部变革与外部变化。但电动化、智能化带来的产业颠覆,恰恰是唯一不能被流程、官僚压制的时代变量。
翻看完整销量曲线就能看清困局:2018年巅峰200.18万辆;2020年167.1万辆;2021年147.4万辆;2022年132.1万辆;2023年121.5万辆;2024年114.81万辆;2025年102.4万辆。连续七年持续下滑,巅峰销量近乎腰斩。
行业里无数巨头倒下,从来不是被竞品正面击溃,而是过度忠诚于过去让自己成功的旧逻辑,不肯自我革新。诺基亚死守塞班系统、功能机逻辑错过智能机时代。如今上汽大众死守燃油车时代德系标准、降本管控逻辑,错过中国智能电动化浪潮。历史轮回高度相似。

写在最后:

2026年夏夜,安亭园区夜色彻底铺开。
研发大楼灯光依旧零星亮着,停车楼晚高峰车流早已散去大半。我站在熟悉的研发楼楼下,想起2009年刚入职的盛夏,整栋楼彻夜灯火通明,每个人碰面都在聊新款车型技术突破,笃定每一次加班迭代,都能让下一台车卖得更好。
现在所有人依旧每天按时打卡、加班加点,会议报表填满工作日程,可心底那份笃定和信仰,已经慢慢消散了。
安亭一厂没了。桑塔纳没了。四个圈的高端梦碎了。Pro系列成了笑话。隐藏门把手浪费了几个亿。奥迪换了字母标,还是没人买。
而做出这些决策的人,一个都没被追责。
一家车企销量下滑,只是营收数字波动;利润缩水,可以通过调整车型结构、压缩开支修复;品牌口碑下滑,也能靠新品、服务慢慢重塑。真正无可挽回的绝境,是整个组织彻底丢掉持续创造产品价值、用户价值的能力。
当一家企业开始习惯于撰写复盘报告解释每一次失败,失败就会慢慢变成常态化习惯。当决策层可以十几亿打水漂、上一个注定失败的产品系列,可以拍板上马一个谁都看出问题的配置,可以花上千万请代言人却做砸一个高端品牌,然后不承担任何责任、换个岗位继续升职——而普通员工要为销量下滑承担降薪、裁员、福利取消、工厂关闭的全部后果时,这个组织的价值导向就已经彻底坍塌了。
所有大企业的衰落,都是从丧失自我革新勇气、丢掉价值创造初心、决策层与执行层责任严重错位的这一刻,悄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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