掏了750万美元和解，比亚迪还是被巴西挂上了“奴役劳动”的黑名单。 但仅仅三天后，一家巴西法院又下令暂时把它从名单上摘了下来。 这场突如其来的反转，让一场持续近两年的劳工纠纷，露出了更复杂的底色。
2024年12月，巴西劳工监察员突击检查了比亚迪在巴伊亚州卡马萨里市的工厂建设工地。 这不是已经投产的整车厂，而是还在施工中的项目现场。
检查报告描述的场景，后来被多家媒体引用。 大约163名中国工人居住的宿舍，被形容为“有辱人格”。 31名男性工人挤在一间屋子里，只有一个卫生间。 工人们需要凌晨4点起床排队，才能赶在5点30分上班前洗漱完毕。
部分工人的护照被承包商统一收走。 根据路透社看到的劳工合同，工人还需缴纳近900美元的押金，工作满一定期限才能退还。 他们的工资大部分被直接汇往中国，在巴西只能收到一部分。
巴西劳工部最终认定，这构成了“类似奴役条件”的劳动。 这个定性，触及了巴西社会一根极其敏感的神经。
巴西是西半球最后一个废除奴隶制的国家，直到1888年才颁布《黄金法》。 三百多年的历史，让“奴役”这个词在法律和社会认知中，有着远超许多国家的沉重分量。
根据巴西《刑法典》第149条，所谓“类似奴隶制的劳动”，定义相当宽泛。 它包括强迫劳动、有损人格的工作条件、超长工时，以及限制人身自由——比如扣押工人的个人证件。
31人共用一个卫生间，在巴西法律的审视下，就可能被认定为“有损人格”的工作生活条件。 扣押护照，则直接构成了对人身自由的限制。 这些在国内某些建筑工地可能被默认为“管理问题”或“条件艰苦”的情况，在巴西直接触发了法律红线。
事件曝光后，比亚迪的回应迅速而明确。 公司表示对承包商的行为“并不知情”，并宣布终止与涉事承包商金匠集团的合同。 公司强调，对任何不尊重巴西法律和人权的行为持“零容忍”态度。
然而，巴西官方的认定逻辑走了另一条路。 法律认为，作为项目的发包方和最终受益者，比亚迪有责任监督承包商的行为，并对工人的工作条件承担最终责任。 外包合同，并不能筑起一道免责的墙。
2025年10月，投资巨大的卡马萨里工厂正式落成，巴西总统卢拉亲自出席了投产仪式。 一边是总统站台的风光，另一边是劳工部门持续的违规调查，两种画面并行不悖。
2025年底，比亚迪与巴西联邦劳动检察院达成了一项民事和解，支付了4000万雷亚尔，约合750万美元。 外界一度认为，这场风波将以罚款告终。
但2026年4月7日，巴西劳工部更新了“类似奴役条件用工雇主登记册”，比亚迪巴西分公司赫然在列。 支付了巨额和解金，却依然登上了俗称的“脏名单”，这个结果让很多人感到意外。
问题出在巴西独特的劳工监管“双轨制”上。 联邦劳动检察院主要负责追究民事赔偿责任，企业可以通过支付赔偿金达成和解。 而劳工和就业部下属的劳动监察部门，则独立负责调查事实、进行行政处罚，包括决定是否将企业列入那份影响深远的名单。
这两套系统平行运作，互不隶属。 比亚迪的750万美元，只解决了民事赔偿轨道上的问题，并没有触动行政处罚轨道的独立程序。 从2024年12月检查开始，到2026年4月正式上榜，比亚迪走完了所有的行政申诉流程，但最终认定结果并未改变。
被列入这份名单的后果是具体的。 企业通常会在名单上保留两年，在此期间将无法获得巴西国家发展银行提供的低息贷款，也可能被排除在政府公共采购合同之外。
市场表现则是另一番景象。 2025年，比亚迪在巴西销售了约11.3万辆电动汽车。 2026年第一季度，其销量达到37637辆，同比增长超过73%。 在巴西电动车市场，比亚迪的份额超过了74%。
2026年4月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此事。 她的表述是：“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一贯要求中资企业依法依规经营。 ”
4月10日，事件出现了新的转折。 巴西第十地区劳动法院的法官签发了一项禁令。 在最终裁决作出之前，暂时将比亚迪从那份“肮脏名单”中移除。
法院命令指出，劳工部将比亚迪列入名单的决定，可能基于一个有争议的前提，即认定比亚迪是这些工人的实际雇主。 这项裁决可以被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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