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当年一封信,就让中国汽车业换了赛道

1992年,钱学森致信国务院,建议中国汽车工业跳过燃油车,直接进入新能源汽车时代。三十年后,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超950万辆,占全球市场份额三分之一。从一封信到全球领先,这背后隐藏的是什么?

那时候中国汽车工业有多落后,你很难想象。1992年整个国家一年才生产60多万辆车,技术还在跟跑阶段,距离独立创新遥遥无期。燃油车这条路上,我们已经落后欧美半个世纪,再往前追赶,等于用别人已经优化好的规则去竞争。

钱学森看到的不是当下的差距,而是未来的可能性。他算了一笔账:电池技术如果能进步,续航可以做到250到300公里,这足以满足城市日常出行需求。更关键的是,选择电动车赛道,就等于在一条全新的跑道上开始,大家的起点差不多。

这个想法听起来有点疯狂,但逻辑清晰得很。不是为了环保才做电动车,也不是单纯的技术突破。钱学森想的是能源安全、环境承载、产业竞争的整体问题。选择电动车,就是选择了一个能突破多重困局的路径。

钱学森当年一封信,就让中国汽车业换了赛道-有驾

国务院很快批复了。不是说批复就完事了,而是在"八五"计划中真金白银砸下去,设立专项资金支持电动汽车研发。这说明什么?说明最高层认同了这个判断,愿意承担战略性的长期投入。

但从1992年到现在,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走得并不是一条直线。中间有技术瓶颈,有市场接受度的问题,有基础设施的困难。为什么最后能成功?不能简单地说"运气好"或"国家政策好"。

2. 为什么别人没看到这个机会?

这个问题值得想想。1992年不只中国在做汽车,欧美日本也在,他们的技术更先进,资本更充足。为什么他们没有像钱学森那样做出预判?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谁都不想放弃已有的优势去赌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欧洲有强大的燃油车产业链,从零部件供应商到品牌到销售渠道,一切都运转得很好。转向电动车意味着这套体系要重新洗牌,谁都会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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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当时对电池技术的潜力也有怀疑。电池贵、续航短、充电困难,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问题。继续改进燃油车,靠技术迭代挤出每一滴性能,这似乎是更稳妥的选择。投资者看得清楚,大企业看得也清楚。

但正因为这样,才给了中国机会。一个国家如果不曾拥有某个领域的优势,反而更容易做出破釜沉舟的选择。因为你没有那么多既得利益要保护,你能更纯粹地为未来赌一把。

钱学森的建议之所以能被接纳,也正在于此。中国当时在汽车工业上是后进者,没有太多包袱。与其在别人定好的规则里永远追不上,不如换个赛道。这不是被动的选择,而是主动的战略思维。

3. 技术突破只是表面,真正的考验在别处

2010年左右,新能源汽车还是小众产品。续航400公里都能吹一阵子,充电站稀稀拉拉,价格贵得离谱。普通人买这个车,需要的不仅是勇气,还要有特殊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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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那时开始,国家的政策支持变得越来越具体。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免,补贴逐步完善,充电基础设施规划开始推进。这不是零散的政策,而是一个有逻辑的系统。

关键转折出现在2015年左右。比亚迪、特斯拉、吉利等企业开始有了自己的电池技术突破,续航里程在改善,成本在下降。充电网络也在快速扩张。这个时候消费者开始有了真实的选择机会,而不仅仅是政策激励。

到了2020年,产业格局彻底变了。国内自主品牌不再只是补贴驱动下的产品,而是有了真实的竞争力。比亚迪的电池,蔚来小鹏的智能座舱和自动驾驶,这些都不是照搬国外技术。全产业链的优势开始显现。

这个过程很有意思。如果你只看技术指标,新能源车的进步确实很快。但如果你看整个产业生态,你会发现更深层的东西在发生。从电池材料的挖掘、冶炼、加工,到芯片、电控系统,再到整车制造、销售、充电服务,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被建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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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哪一家企业能单独完成的,这是一个国家工业体系的动员和协同。日本的汽车产业为什么强?因为他们有完整的零部件供应链。中国现在也在建立这个体系,但速度更快,覆盖更全。

4. 市场是最现实的检验官

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突破950万辆。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全球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大约3000万辆,中国占了三分之一。这不是市场份额问题,这是现实。

更关键的数字是,中国新能源汽车已经开始向海外输出。比亚迪的电池被全球车企采购,国内品牌的电动车也开始在东南亚、中东、拉美销售。这意味着中国的产品和技术已经得到了国际市场的认可。

消费者的选择最诚实。十年前买新能源车是为了享受补贴,现在是因为产品本身有竞争力。续航800公里的车,快充半小时能跑400公里,车机系统智能得不像话,价格还比同级燃油车便宜。这样的产品谁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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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有个容易被忽视的细节。中国的统一市场规模足够大,这给了企业足够的试错空间和规模效应。一个产品在中国卖出几百万台,摊薄了研发和生产成本,最后反过来去海外竞争时就有价格优势。欧洲一个国家的市场可能还没有中国某个省大。

5. 基础设施是成功的另一半

有一个细节经常被忽视。电动车能否普及,充电网络是生死线。中国现在的充电站有多少?超过200万个。这是什么投入规模?

这个事看似简单,其实涉及城市规划、电力部门协调、民营资本引入、价格机制设计等一大堆复杂问题。不同城市的情况不同,高速公路、城市、农村的需求也不同。

国家部委、地方政府、国企、民营企业,所有人都在围绕这个目标推进。你在城市里随便停个车都能找到充电桩,这不是自然形成的,这是被规划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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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消费者的后顾之忧被消除了。续航焦虑曾经是新能源车最大的心理障碍。当充电基础设施足够完善,这个障碍就被打破了。

而且基础设施的完善又进一步促进了消费。更多人买电动车,充电需求就更大,企业就更愿意投资建设充电网络。这是一个正反馈的过程。

6. 为什么其他国家追不上?

欧洲现在也在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北欧国家的电动车普及率很高。但他们的产业链跟中国不一样。电池主要还是进口,或者从亚洲采购。自主品牌的冲击力也不够。

美国有特斯拉这样的创新企业,但特斯拉的电池、零部件、生产都已经全球化。他不是在建立一个美国的产业链,而是在打造一个全球产业链。这当然有竞争力,但局限性也很明显。

日本汽车企业在燃油车领域是绝对的强者。丰田、本田、日产这些品牌拥有深厚的技术积累和品牌影响力。但在电动化转型时,他们要面对一个难题:怎么处理现有的燃油车产业链?要知道,这条产业链养活了成百上千万的员工和相关企业。不是不想快速转型,而是这样做的社会成本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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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没有这个包袱。或者说,中国的战略选择恰好避开了这个陷阱。从一开始就是新能源为主,没有在两条腿上走路的矛盾。

这就是后发优势在起作用。不是说后进一定赢,而是在选择赛道的时候,后进者没有那么多的历史包袱,反而更容易做出前瞻性的决策。

7. 从钱学森的预见到现实的递进

1992年钱学森说的250-300公里续航,现在的车轻松达到。但他的预见远不止于此。他说的能源安全、环保、产业竞争,这些问题现在都成了现实的考量。

能源安全是什么意思?石油是战略资源,对外依赖度越高,国家就越被动。中国的石油对外依赖度曾经很高。转向电动车,虽然也要进口电池材料,但整体的能源依赖模式发生了根本改变。电力可以来自核能、水电、风电、太阳能,来源更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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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问题也不需要再说了。煤炭不烧了,汽油不烧了,雾霾治理有了真实的抓手。这不仅是空气质量,还涉及全球气候变化的承诺。

至于产业竞争,现在看得最清楚。中国从一个汽车工业的跟随者,成了新兴产业的领跑者。不仅在销售上领先,在技术上也开始输出。这对整个国家的工业地位是什么影响?

8. 政策定力的考验

三十年的时间里,新能源汽车产业经历了多个周期。有过质疑声,有过政策调整,有过市场波动。但国家对这个方向的支持始终没有摇摆。

这听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因为短期内,新能源汽车产业会消耗大量资源,产业链中的企业也会经历痛苦的竞争和淘汰。政府既要支持产业发展,又要防范风险,还要推动市场化竞争。这些目标之间有矛盾,需要不断调整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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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补贴政策就经历了多次调整。从高额补贴,到补贴退坡,再到逐步取消。每一次调整都有人反对,都有企业和消费者受损。但从长期这种退坡是必要的。它逼着企业真正提升产品竞争力,而不是依赖补贴活着。

现在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已经基本脱离补贴了。消费者买电动车,主要不是为了省钱,而是产品本身更好用。这才是产业成熟的标志。

政策定力不是固执己见,而是在大方向确定的前提下,不断优化和调整具体的执行方式。

9. 企业在这个过程中的角色

国家的规划和政策是大框架,但具体的创新和执行还是要靠企业。这点很重要。

比亚迪这家企业最能说明问题。它不仅做整车,还坚持自己做电池。电池成本占新能源车总成本的三分之一以上,掌握电池技术就相当于掌握了产业的命脉。比亚迪的刀片电池技术,成本比竞争对手低,性能还不差。这不是政府给的,是企业自己研发出来的。

蔚来、小鹏等新势力企业,他们做的是智能座舱和自动驾驶。这些功能对燃油车来说不太实用,但对电动车而言,是很自然的升级方向。因为电动车的电气化架构天生适合装这些东西。新企业的这些探索,最后反过来刺激了传统车企的转型。

合资品牌呢?大众、宝马、奔驰这些品牌也来中国做电动车了。他们有品牌和技术,但他们需要学会适应中国市场的节奏,适应国内企业的竞争强度。现在的市场里,合资品牌的电动车也卖得不错,但他们的全球战略里,中国已经成了电动化的主战场。

10. 全产业链自主可控的意义

现在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已经实现了从上游到下游的基本自主可控。上游有锂、钴、镍的开采和冶炼,有电池制造。中游有电机、电控系统、充电设备。下游有整车制造、销售、后服务。

这个自主可控不是说完全不进口,而是说核心技术和关键产品不受制于人。电池材料中钴的价格波动过一段时间,但因为中国电池企业众多,有的用钴,有的用磷酸铁锂不用钴,市场有选择的余地。这种弹性是建立在产业链完整和企业众多的基础上的。

对比一下芯片。中国的芯片产业里,核心芯片设计和制造能力还是相对薄弱的。这导致中国的芯片产业容易受到外部供应链中断的威胁。但新能源汽车产业就不一样了。虽然还有一些细节上的短板,但整体的自主度已经很高。

这对国家战略安全有什么意义?意思是在新能源这个战略性产业上,中国不会被卡脖子。即使国际关系出现变化,中国的新能源产业也能继续发展。

11. 向外输出的新阶段

最近两三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开始在国际市场上有了存在感。比亚迪的销量超过特斯拉成了全球最大的新能源车企。这一次不是市场规模上的超越,而是真实的市场竞争力的体现。

国内品牌的电动车在东南亚、中东、拉美市场很受欢迎。什么原因?价格便宜是一个,但产品质量和可靠性也得到了认可。这说明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已经不仅仅是大、便宜,而是真的有竞争力。

更有意思的是,中国的电池和电驱动系统开始被国际汽车企业采购。特斯拉在中国生产的车用的就是国内电池。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企业的产品质量已经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平,国外大企业也信任中国供应商。

这个转变花了多少时间?如果从1992年算起,是三十年。但如果从真正的市场化竞争算起,也就十几年。这个速度在重工业里是很快的。

12. 为什么这个案例很值得反思?

钱学森的建议之所以能实现,有很多因素。有国家的战略眼光,有完整的产业体系,有足够大的市场,有持续的政策支持。但归根结底,是一个清晰的判断:未来在哪里,就往哪里投入。

现在的中国面临的问题是,未来还有哪些赛道值得这样的战略级投入?芯片、新材料、生物医药、高端制造,这些领域都有机会,但也都有难度。经验在哪里?

一个关键是,不要被当下的困难吓倒。新能源汽车在2010年还是个玩具级别的产业,现在已经是支柱产业。只要判断是对的,坚持足够久,就能看到转折。

另一个关键是,要充分相信市场和企业的力量。政府的角色是创造条件和环保竞争的生态,但最终的创新和突破还是要靠企业。补贴不是万能的,政策也不能替代产品。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跳过某个阶段去进入新赛道,这个决策的前提是你有把握那个赛道能成功。钱学森之所以敢提这个建议,是因为他对电池技术的发展有信心。他的判断被证明是对的。但这种大规模的战略性决策,成功的概率其实没那么高。幸运的是,中国这一次押对了。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这个成功能否复制到其他领域?答案可能是,逻辑可以复制,但具体的条件很难复制。每个产业都有自己的特点,市场规模不同,技术难度不同,竞争格局也不同。新能源汽车的成功有其独特之处。但这个案例能告诉我们,当一个国家有清晰的战略目标、完整的产业体系、足够的资源投入和政策定力,就能在战略性产业上实现弯道超车。

这不是运气,而是科学的决策加上长期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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