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早高峰的街头，一名骑手在非机动车道上奋力蹬车，电动车限速器锁死了25公里的红线，而手机导航显示他已超时3分钟。他不敢闯红灯，却不得不在车流中穿行——一边是平台算法的倒计时，一边是新规下的“合法慢行”。这不是个例。全国2000万外卖骑手，正被夹在新国标的安全底线与生存线上。
2024年10月起，《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全面落地，限速25公里/小时、强制脚踏功能，初衷是遏制因超速、改装引发的交通事故。数据显示，整治后涉电动自行车火灾伤亡人数下降86%，上海非机动车事故总量同比下降5.1%。安全成效确凿。但与此同时，平台配送时长较三年前缩短28%，单价从8元压至5元。骑手月收入普遍缩水三成以上。政策要安全，平台要效率，而骑手在夹缝中失速。
这并非简单的“限速之争”，而是系统性失衡的集中爆发。新国标合理，但执行中忽略了现实承载力。部分城市非机动车道限速仅15公里，且常被机动车侵占，超50%涉电单车事故发生在机动车道上。骑手不是不愿守法，而是守法难以履约。转用摩托车？全国约200城禁摩，一线城市牌照难求，成本超三千元。所谓“选择自由”，实为制度围城。将困境归咎于骑手“贪快”或“不换车”，无异于把结构性矛盾转嫁为个体道德问题。
平台算法的调整已悄然启动。美团、饿了么等取消超时罚款，改推服务分制，通过积分影响接单优先级。广州试点显示，取消罚款后准时率反升0.02%，用户差评率下降18%。算法并非不能兼顾安全与效率，关键在于是否愿意让渡部分“极致时效”的控制权。杭州等地已出台文件，明确公安、人社、市监三部门联合指导平台算法，要求考虑天气、疲劳、出餐延误等因素。政企协同的治理框架正在成型。
然而，车辆合规的重担仍由骑手独自扛起。政府严查改装，平台限制接单，却无一城推出换车补贴或过渡期安排。一辆合规新车动辄三四千元，相当于骑手近一个月收入。安全不能只靠“禁止”来实现，更需“支持”来落地。当城市享受外卖便利时，也应正视这背后2000万人的通行权与生计权。
安全与效率本不该对立。真正的城市治理，不是让骑手在罚款与限速间二选一，而是构建一个让守法者不被淘汰的系统。与其追问“他们为何不骑慢点”，不如回答：“我们是否配得上他们的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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