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打工人没有春天？河北保定的王凤英告诉我们，只要够努力，春天可以连续过三十年。
这个在长城汽车工作了三十年的“销售女王”，原本稳坐年薪500万的宝座，却在职场的黄金期毅然决然地转身了。
一脚跨出舒适区，跳槽到一度被人看衰的小鹏汽车，还豪言三年销量破百万、五年市值达千亿。
大家都觉得她脑子出了点问题，但她心里清楚，那叫“踢馆子”。
王凤英的“打工开挂”人生不是偶然的。她不是那种刚毕业就直接当高管的“天选高管”，而是从21岁起就在长城汽车里辛勤工作，无论是泥里爬还是雪里钻。
那是在1991年，长城汽车还只是个连员工工资都经常发不出的小厂。她，一个刚加入的销售新手，开启了她的“铁脚板”推销生涯。
她可是物流界的“女飞人”，跑遍了东北、华北、西北的大片土地。白天黑夜，风雪交加，催款发货，像刘翔一样飞速奔跑，真是个了不起的女汉子！
两个月内晋升，靠的是她能在车卖不出去的时候直接问：“你们连皮卡都不会卖，还怎么做销售？”
如果说一个人能用销售把自己做到总经理，那她已经赢了一大半。但王凤英不满足。她想要的不只是前线，而是整个战场。
1993年，长城的第一批国产轿车问世了。她亲自带领团队来到东北，仅仅三个月就清空了300多辆车的库存，赚到了第一笔财富。这次行动也为长城在汽车市场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但刚稳住阵脚，国家政策突然变了，长城轿车业务被叫停了。一个失去了核心产品线的民营车企，通常也就“基本说再见”了。
这时，王凤英不再是那嘴上说风凉话的副总，她变成了那个挽起袖子，直接上阵的二把手。
“想造车，却偏不造轿车，干脆咱就搞皮卡，这玩意儿工地里跑得欢，拉货多得是，一顿饭吃得跟糙汉子似的，活儿干得那叫一个卖力。”
长城这个大腕儿，最近把目光投向了皮卡和SUV这两个领域，就像发现了宝藏一样。他们精心打造的哈弗H6，就像成了国民的宠儿，价格实惠，性能又出色，硬是把合资品牌的风头全给盖过去了。这车一推出，连续103个月稳坐销量冠军的宝座，简直是火力全开啊！
这不是哈佛的光环，而是王凤英“把顾客当成老板”的销售理念。
H6的成功背后，是中国式的黑科技——把能省的都省，把该花的都砸进发动机。有人吐槽塑料感？王凤英的态度是：能跑能拉能开10年，你还想要啥？
真正让长城汽车坐稳江山的，不只是车子卖得好，还有她创立的“经销商预付制”。
你先付款，车就发给你，卖不卖是你的事。这样比厂家押库存、资金链紧张的“先卖后结”好很多，她这招直接断了长城的后顾之忧。
是不是有点像电商先付款后发货的模式？没错。这个做法在汽车界以前没人敢尝试，但她做到了。
到2016年，长城汽车的销量突破了一百万辆，王凤英的年薪达到了五百万元，仅次于魏建军，成为国内唯一的女总裁。按照常理，这个时候她应该享受退休生活，住在豪宅里种菜，或者在朋友圈里晒晒宠物猫。
但她偏不。因为她知道，自己背后那座山，已经越来越看不见她了。
王凤英，52岁，到了职场上多数人准备“平稳降落”的年纪。然而，她却选择了“再次展翅高飞”。
她的离开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因为与魏建军在战略上产生了分歧。魏建军倾向于保守转型，而她则主张大胆改革。理念不合，最终只能分道扬镳。
你以为她会像养花的阿姨一样，或者写一本关于过去的书？不，她转了个弯，加入了一家名叫小鹏的汽车公司，那时候那里的情况可紧张，几乎快要送到重症监护室了。
小鹏汽车那时过得挺艰难的，销量不好，内部矛盾也很多，股价也没什么起色，基本上靠PPT来维持信心。创始人何小鹏为了请某人加入，还像当年马云挖蔡崇信一样，连续三次上门求贤若渴。
她一现身，就使出绝招：要先搞定了自家的乱局，再谈对外的事。
她首先砍掉了内部采购部门。钢材采购环节中，层层贪污，价格虚高。她直接把采购部解散了，12位高管都被解雇了，两个联合创始人也被“退休”。
高层换岗，就像“政府换台”。很多人都喊要“重组”，但真正动手的有几个？这不是改流程，而是生死攸关的改变。
第二步，她整顿销售团队：原本直营和代理模式混乱，她将它们整合起来，形成了统一的作战体系。原来的四个大区被拆分成了二十五个，这样运作起来更加灵活，就像打游击战一样。
第三步，她关闭了一些“佛系门店”，引入更能干的经销商，让展厅从被动展示变为积极拓展市场。
结果很快出来了：2023年销量增长了16.3%；2024年毛利率达到15.3%，创下了新高；2025年初，月交付量突破了3万台，市值飙升至1200亿。小鹏直接从医院搬进了KTV，蹦迪都不带喘的。
哎呀，咱们来聊聊长城这事儿。到底是当年决定留着王凤英这个能人，算是稳住了根基，还是应该让她放手一搏，结果却像是组织给自家抽了点血，短期内可能不疼，但长期来看，那血就流失了不少？简单说，长城当初没让王凤英大展拳脚，就像是个决定，先稳住了阵脚，但结果呢？她一走，就像组织给自己来了一次小小的献血，短期看起来没啥大问题，可时间一长，这血就少了，对长城来说，那可是不小的损失。
她在小鹏的重生中，不仅是为了复仇，更像是一种带着理想主义的救赎——“我可以让一家老厂起死回生，也可以让一家新厂重获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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