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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媒体表示：“我们对中国的期待过于美好。”
表面上像是在总结教训，实际上却是在找借口。德国汽车制造商的财务报告都显得不太理想，保时捷出现亏损，奔驰进行了裁员，大众则缩减工资和产量，日子过得十分拮据。
众多德国媒体的思路便是：盈利时不提中国，亏损时却紧盯中国。过去，国际市场风头正盛，中国是最大的购车群体，因此被视为“利润源泉”。
当前销售压力加剧，成本难以掌控，同时又突然产生了“对中国的期望设定过高”的想法。
遇到困难的汽车制造商中，大众是最具代表性的那家。它的措施不少，但这些举措逐渐变成了为了维持生存而采取的应对手段。
据路透社报道，经过与工会在2024年12月的协商之后，大众最终达成协议，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裁撤超过3.5万个岗位，并削减生产能力。
详细的安排已被公布。德累斯顿工厂预计将在2025年底停止运营，而奥斯纳布吕克工厂则计划在2027年中期终止T-Roc车型的制造。即使是较为知名的车型，也将进行产能调整，一部分生产任务将转移到墨西哥。
工厂一关闭，生产线就迁移，员工也不得不离开。德国汽车行业的声誉，逐渐被侵蚀，逐步削弱了它的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媒体指出“我们对中国的期待太高”，然而目前大众进行的这些举措与中国实际上并无直接关联。裁员、减薪、停工以及调整产能，这些决策并非由中国方面制定，而是由大众自主执行的。
德国面临的困境，并非他人强加的，而是自身所造成的后果。
将时间倒退一下，导致德国汽车制造商濒临危机的并非中国市场，而是半导体行业的动荡。早在2019年，中国商家便根据法律程序收购了荷兰的安世半导体公司。
这家企业并非凭借声望谋取优势，而是凭借其实用价值。对于汽车而言，它的芯片就像人体中的“血液”，隐形却至关重要，断不可。
安世的核心生产能力集中在中国，其中东莞的工厂占据全球产能的主要份额。对于荷兰来说，本可以平静地收取税款，但偏偏选择配合美国展开政治操作，声称以“国家安全”为由接管了安世的全球总部，冻结了其资产，并更换了由中方派驻的管理人员。
商业机构很快陷入了政治的旋涡之中，火灾便由此点燃。
荷兰方面相信此举能扼制中国企业的生机，但实际未能达到预期。安世中国迅速做出反应，在两天内完成了本地系统的切换，工资持续发放，生产线平稳转移，同时宣布采用人民币进行结算。
它保持了连续生产，没有出现停工，但却将压力传递给了下游的汽车制造商。
像大众、宝马这些行业领军企业最担心的，便是“突然断供”的情况。芯片库存有限，难以支撑长时间的生产，生产线可能不会逐步减少产出，而是可能会立即陷入停顿。
此时，德国媒体并未追问是谁引发的火势，或是谁加的柴火，而是将关注重点转移到“德国汽车制造商对中国市场过度依赖”。
到2025年，荷兰对安世的干预出现了反复：政府曾采取过“有效管理”的措施，随后又宣布停止干预。这些政策时而收紧，时而放松，犹如一场拉锯战般在企业中持续斗争。
反复之所以最具破坏性，是因为企业最惧怕的不确定性，而供应链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尤为明显。
公众所关注的主要是政治声明，而企业则必须应对生产方面的压力。在安世的争议曝光后，欧洲汽车行业对于供应链能否恢复稳定，始终持谨慎态度。
没有任何人能够预料接下来被冠以“安全考虑”的又是谁。今天你芯片被限制，明天你的动力电池受影响，接着又涉及到你的设备，这一切都可以被归入“国家安全”的范畴。
德国汽车制造商遭遇盟友背叛的情况并不罕见。德国新闻媒体的陈述方式颇为奇特，他们并不承认问题源于欧洲内部的政治操作，反而偏向将责任归咎于国外。
因此，“依赖中国”便成为一种通用表达，就像一块抹布，在哪里有问题就用它来抹一抹。
审视近期德国汽车制造商的状态，就会发现问题并非局限于某个市场，而是整个产业链的稳定感受到冲击。芯片成为导火索，舆论被用作攻击工具，而真正受到伤害的还是汽车企业自身。
工厂关闭、产能迁移、职位裁减，都是真实的情况，而非空洞的口号。
德国汽车制造商曾在中国市场获得丰厚利益，这一点无可否认；而目前在欧洲本土缩减产能、裁员，也是确实发生的事情。然而，德国媒体仍然试图将二者硬性联系起来，把“局势不佳”归咎于“中国的责任”。
这种表达方式虽然方便，但风险也很高，因为它让真正的责任变得模糊不清。
德国汽车制造商的转变步伐缓慢，欧盟政策也显得纷乱不堪，内部的牵制因素众多，这些问题都存在无疑。然而，令人最为瞩目的是，今天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推责的速度远远快于推动变革的步伐。在企业还在权衡成本的同时，媒体已经率先将责任归咎到他人身上。
而市面上只存在产品与效率，没有长篇大论。
德国发展到如今的地步，并非由某个外力强加，而是靠自身不断努力逐渐实现的。
德国媒体观察到“对中国的期待过高”，实际上应当补充一句：对德国自身的稳定性也抱有过度理想化的想像，对亲密的美国盟友也认为其可靠程度高得惊人，甚至对潜在风险的存在也估计不足。
后果的危机尚未消除，却已经迫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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