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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315晚会上，央视又把镜头对准了电动自行车解除限速的情况，曝光租赁店里存在违规解限的行为，一时间，讨论声此起彼伏。
这已不是首次。早在2025年初，央视就痛批过电动车“解限速”，质问是谁在为这些车开“后门”；到了同年8月，又报道广西南宁的一条街从卖车变成了“非法改装一条街”，商家明目张胆地提供电机、电控、电池一整套违规改装服务。
镜头不断聚焦、舆论持续发酵，背后其实是制度设计和日常出行需求的拉扯。如今电动车几乎成了路上随处可见的代步工具，对通勤的人、跑外卖的人来说，它不止是一辆工具车，更寄托了生活的起落。
按照《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最高时速不得超过25公里，2024年修订版甚至增加了防篡改设计，防止违规提速。从管理者的角度看，这个设置是为了让车速降下来，减少交通事故，最终保人安全。
但在骑行者眼里，这25公里的上限常常显得拧巴。有人抱怨这种速度比自行车都慢，像移动的路障，也有人直言如果能跑到35公里才算合理。而在山路崎岖的偏远地方，爬坡下坡的动力不足，也可能带来安全隐患。对于外卖骑手来说，速度被压制还意味着配送时间更长、单量下降、顾客等待更久。
很多声音都指出，“解限速”泛滥的根源，其实是出行工具与实际需求的不匹配。市场上虽然有更快的电动摩托车，但它归入机动车管理，得上正式号牌，许多城市又在执行“禁限摩”。结果，想多一点速度的人，只能选没有禁摩政策的电动自行车。
关于是否该调整电动摩托车的管理标准，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建议，有条件的城市可以逐步放开禁限摩，并取消13年强制报废的规定，给老百姓多一种出行选择。
在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汪勇也谈到，外卖行业的高频出行和跨区域操作，与合规电动自行车的速度上限之间存在明显矛盾。他表示，电动摩托车在性能上更适合这一类工作，也更符合骑手认知。问题是，这类车要上黄牌，而不少城区黄牌车又被禁止通行。对骑手来说，开电动自行车太慢，换电动摩托车又得绕着政策走。
汪勇指出，电动摩托车是新能源驱动的低排放交通工具，与燃油摩托车不同。他建议单列出绿色号牌体系，将它从传统黄牌管理中分出，同时完善驾驶培训，让安全和合规能并行。
种种讨论已让电动车的管理问题进入更多人的视线，相关部门也在想办法平衡规则与民生，让出行这件小事，能少一些掣肘，多一点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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